2013年11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和周南文化沙龙联合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博士后文化发展论坛，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圆满落幕。本届论坛共收到来稿70篇，来自全国17个省市10个一级学科门类的博士后、特邀专家、湖北省发改委、恩施州政府各委办局、部分博士和企业家代表共百余人参加了论坛。历时两天的本届论坛，秉承“推动文化发展问题的多学科学术对话、助力中国文化的发展繁荣”的宗旨，围绕中国梦语境下的文化发展问题，集中探讨了中国文化的亚洲影响与国际竞争力问题、我国文化发展的创新与法治问题、鄂西圈生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展示了不同学科博士后在文化发展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展开了文化发展问题的多学科对话、初步形成了博士后文化发展研究的学术支撑网络，并在博士后智力服务地方文化发展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本文将本届论坛的学术探讨综述如下：
一、本届论坛的特色
在第一届文化发展论坛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本届又凸显出了五个特色：第一，论坛中心主题为“中国梦语境下的文化发展”，这结合了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提出的“中国梦”战略构想，同时也呼应了十八届三中 全会对于文化问题的深入指示。
第二，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更结合当下现实，更贴近地方文化建设。如果说上届论坛的主题“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化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强调了总结经验和展望未来，那么这届的主题着眼于具体建设、实际规划和理论现实化，紧密结合了近几年中国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趋势。尤为突出的是，论坛还强调了文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次论坛本身正是对鄂西圈文化建设的一次智力支援，也是构建博士后服务地方文化发展促进机制的一次新探索和新尝试。在论坛开幕式期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还与湖北省发展与战略规划办公室、湖北民族学院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让文化建设理论走入地方并切合实际是这次论坛的主导思想之一。
第三，论坛征文主题更为具体，涵盖了文化建设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价值观与亚洲文化共识”、“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价值与竞争力”、“文化法治化进程及其挑战”、“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等。
第四，论坛提交的论文其学术领域更为多样丰富，涉及哲学、艺术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工学、军事学、管理学、教育学、公共政策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多个学科和专业方向，论文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过往届。多学科的交汇以及倡导文化多样性是本届论坛的突出特点之一。
第五，论坛规模有所扩大，与会博士后人数超过往届（湖北省发改委、旅游委和广电局的博士后也积极参与了论坛），知识背景和思想交流更为多元和跨学科。在博士后交流之余，还设有三个专家峰会，其主题从宏观到微观，从普遍到地方，涉及了文化建设的新问题和新趋势。
除上述之外，本届论坛还首次设立了“中国博士后文化发展论坛优秀论文奖”，经过全体博士后匿名评分和推选，又通过九位专家对候选人的认真评审，来自淮阴师范学院的博士后牛锦红副教授获得了一等奖，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石东坡教授等三位博士后获得二等奖；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宋革新等五位博士后获得了三等奖，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建华等六位博士后获得了提名奖。
鉴于这次会议的问题丰富、议程紧密、精义披纷，本文将择其要点进行综述，先概述论坛峰会中的主要议题，再总结博士后的研究成果。
二、论坛主要议题的研讨
本届论坛分三个主题峰会，分别为“鄂西圈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中国文化：亚洲影响与国际竞争力”和“文化发展：创新与法制”。峰会分主题演讲和主题对话两个环节：在主题演讲中，由两名专家做主题发言；演讲之后，博士后与专家展开互动和交流，博士后根据自己的体会对专家发言进行评述和提问，同时，对话嘉宾也围绕主题进行讨论。
在第一次峰会中，湖北省发改委常务副主任肖安民进行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主题演讲，他系统评价了鄂西地区雄厚的文化资源并展望了该地区文化产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对于鄂西生态文化圈的总体建设给予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系统规划。围绕演讲主题，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徐新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伦理学研究室副主任杨通进研究员等人进行了对话。他们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徐新桥表示文化发展是恩施州乃至整个鄂西地区的重中之重，文化产业也是诸多产业的龙头之一，同时该产业必须走上可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张晓明更突出了宏观的理论问题，他还特别指出了中国文化产业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尤其点明了文化地产的双刃剑性质。杨通进从伦理学和生态发展的角度给中国文化问题提供了不少可供选择的分析。
第二次峰会以思想实验室的形式进行，其中有两场演讲，第一场来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现代西方外国哲学研究室李河研究员，他同时也是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其题目为“文明型国家：传统中国的记忆与未来中国的想象——由对外文化影响力引发的思考”。李河的着眼点是将文化纳入国家想象与国家认同的大背景之中，他缜密梳理了中国自“传统文明型”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趋势，同时对比了东亚其他国家如日韩的国家建构，他更多地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文化推进的均衡性。他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完成现代文明型国家的转换，随着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日益强大，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中国文化完成这样的转型；而随着这种转型的展开，反过来，中国文化和文明将迈上更高的新台阶。
第二场则来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李存山研究员，他的主题为“中国文化的‘变’与‘常’”。其要点有三：第一，诠释了孔子对“因”与“损益”的讨论，“因”即相因继承，是“常”；“损益”即减损和增益，是“变”。第二，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地角度认同了张岱年的“整”（系统性）与“分”（不同成分的可析取性），“变”（发展变化的阶段性、时代性）与“常”（继承性、连续性），“异”（民族性）与“同”（时代性）这三点文化观。第三，提出中国文化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它们连同“正德、利用、厚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均是今人要弘扬的优秀传统；在现时代需要减损的应该是“三纲”等落后于时代的内容，而增益的则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科学、市场经济以及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今日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是上述内容的“综合创新”。
这两位研究员的立意一古一今，一个着眼于中国现代性身份的构建，一个看重传统文化的赓续和绵延，均切中了当今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针对两人的报告，来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陈静（中国哲学研究室）、尚杰（现代外国哲学室主任）、孙晶（东方哲学研究室）、陈霞（中国哲学研究室）、王延光（伦理学研究室）、杜国平（逻辑学研究室）几位研究员均以跨学科的交互方式做出了精彩评述。陈静首先立足于阿玛蒂亚·森的文化理论，对比了中西国家文化的认同，从中国哲学研究的体会出发点评了李河的报告。尚杰则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批判；孙晶中肯地批评了文化产业中的个别不足；陈霞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她还基于个人经验和感受谈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王延光则以生态和环境伦理为关注点，点明了文化发展中的伦理学困境及其解决措施；杜国平更多地着眼中国文化生命力的激活和继承。
第三次峰会强调了文化立法和法制问题。首先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以“文化发展与法制建设”为题进行演讲。他分析了文化发展中法制的功能，强调了文化发展的规则性和法律性，在文化产业繁荣的同时，法律问题已经成为了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法制的确立和完善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和有效保障。接下来，张晓明又做了“寻找新坐标，谋求新发展”的主题演讲，他以“新”为立足点，牢牢抓住了法制、体系、规则的转型问题，不但从观念，而且从制度和体制入手，剖析了文化发展的瓶颈和阻力，他还较有远见地规划了健康有序的文化产业模式和运作理路。
主题演讲之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建刚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传媒法与信息法研究室主任陈欣欣研究员、福建省社科院管宁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旭东研究员、石东坡教授分别对演讲进行点评。陈欣欣长年关注文化法制问题，他更多地从立法环节、程序、解释入手，探究了文化法制问题的特殊性和阻碍。朱兵、章建刚、管宁更看重法制的实施和操作，他们关注文化法律在执行上如何发挥效力，文化如何能在法律的约束下良好发展。贾旭东当前的研究工作就是文化立法，他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文化立法的概念、涵义和环节，他把文化立法作为了文化产业能否进一步大发展的决定因素。石东坡则对文化法律问题做了总结，指出了文化创新和法制建设的相互协调。
总体来说，峰会关注了文化问题的四个方面，在专家的讨论中，它们得到了突出和深化：第一，中国文化转型的战略意义和方式。第二，文化产业对地方经济的支持和影响力，地方文化建设面临的困难和今后要采取的措施。第三，文化立法和文化法制建设。第四，文化问题研究的多学科和多元性。
三、博士后文化发展研究的成果
与专家峰会的宏观思考不同，博士后论坛的主题突显了跨学科交叉，微观设计和思想多元化。虽然各组并没有限制单一主题，但是每组仍然体现出了不同而独特的理论指向。本节将逐一评述博士后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创新，由于提交文章数量较多，故只能摘要而论，重点突出代表文章。[1]
第一组论坛更多地着眼于地方文化产业的建设问题。文章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文化实践为主，徐新桥、谢世鸿、肖波、高洁从鄂西文化入手，讨论了鄂西文化的创新性、民族融合、环境伦理、民俗文化等四个方面，其中徐新桥的《鄂西圈文化融合创新效应实证研究》探讨了鄂西圈文化产业的创新途径；谢世鸿的《民族文化与旅游：协同发展思考——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则立足于恩施州雄厚的文化资源，揭示了文化产业在恩施州的龙头地位；肖波的《鄂西圈打造“绿色幸福村”实证研究》论证了湖北省政府在鄂西地区施行的“风貌自然、功能现代、产业绿色、文明质朴”的“绿色幸福村”理念。吕明军、林菲菲和刘安业分别考察了赣南风水文化、贤良港妈祖民俗和黄国故城文化产业，其中，吕明军的《地域文化景观中的和谐表征——以赣南风水文化为例》以“风水”文化为出发点阐明了赣南地区传统文化对于地区和谐的重要价值，是地域文化研究方面视角比较独特的论文之一。这一类文章都配有细致的个案分析，以地方文化操作和活动为实例，带有浓厚的田野调查和实证味道。第二类强调地方文化建设的理论。高磊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开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论述了区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所面临的障碍和解决策略；鞠立新的《以遗产为基础的再生计划——怀旧经济》则讨论了文化资源和遗产的再利用和开发问题。
第二组的问题中，有的带有极强的历史性，致力于发掘中国文化的内涵，有的则关注中国当下问题，有的则将视野放到整个东亚文化圈。文章分为三类，第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表征为例，如吴中胜、李高荣、董杰、马文友的论文，他们分别从诗性、伦理、食品、武术展开了论述。其中，吴中胜的《诗性智慧：中国文化最根本的民族特色》以中国文化的诗性智慧为核心，阐述了诗性文化的人文关怀、精神境界和生存理念。马文友的《重塑武术文化的当代价值——兼论其对实现中国梦的意义》将武术作为考察对象，剖析了中国武术的文化性和内涵。这两篇文章都抓住了中华民族性的一个方面，从各自的角度总结出了中国文化的某种常性，试图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第二，从理论入手分析当前中国文化的价值、困境和问题。付秀荣和吴永忠强调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四个矛盾与自主创新的阻碍，与之相对，董鸿英则分析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若干积极价值。樊良树的《“一碗汤的距离”——化解中国式养老难题的路径、方法及其设想》是这一组最有现实关怀的文章，他以空巢和养老问题为出发点，从公共文化角度出发探究了一条解决老年人养老和年轻人就业的新途径。第三类文章着眼于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和东亚文化的历史问题。张捷比较了日本儒学者山鹿素行和思想家中江藤树的士道观，从中揭示出了日本文化的根性。刘智豪则探究了台湾淡水“马偕与牛津学堂”的数字典藏问题，以著名传教士马偕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台湾地区教育和宗教问题。
第三组中，大部分文章针对了文化法治问题。石东坡的《试析文化权利宪法规范的实施保障问题——以比较法学视域中的“文化宪法”研究为参照》通过文献细读，对“缘自大陆法系的德国基本法理论的、我国台湾地区的‘文化宪法’论著”进行了探究和考察，并试图“为深化文化权利和文化治理的宪政法治问题的认识”提供帮助。文化宪法问题正是文化立法中的重中之重，它决定了文化产业的建设，保障了文化的持续发展。
牛锦红的论文《文化法治化中清末民初司法与媒体之关系——“民国第一案”的分析》追溯了清末民初姚荣泽一案的审判过程，分析了司法与媒体的较量和互动，阐述了舆论和大众传播机构在法制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功能和地位，以历史档案中的文化法治案例来为当前文化法制建设提供经验和资源，作者的论证严密，立意新颖，材料翔实，文字晓畅，博得了评委会一致好评。
还有一些论文以文化体制问题为主，惠鸣的《文化强国视野中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战略》较为突出，它侧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从体制和文化管理方面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问题。曹曦的《中国梦背景下的两岸文化交流探析》探讨了两岸文化传播机制问题，思考了两岸在文化价值方面实现认同和协作的有效渠道；程雪阳的《荷兰文化市场监管的经验及其启示》涉及了荷兰文化市场的管理和运营，对于我国构建文化管理和法律制度尤有借鉴；郭淑芬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产业创新系统视角》以专业视角分析了文化产业体制方面的现状和不足，并试图构想出一套可行的发展模式。
与上述关注具体体制问题的文章不同，刘飞的《试论现代中国的国家文化认同》与王建平的《经济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安全问题的思考》都从宏观制度问题出发，讨论了中国文化的内核以及全球语境中中国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他们都一致认为中国文化立足于全球的基本途径就是在保证文化认同和安全的前提下让文化逐步完成现代性转换和更新。
第四组论文多与文化产业自身的运营和结构有关，也有一部分文章关注了特殊文化产业的发展。文章有以下两类：第一，关注各种文化媒体和特殊种类的文化产业。如宋革新的《从视觉呈现之维管窥期刊未来》，作者提出了“有固定名称、内容深度化、技术具有比较优势的定期传播物”会成为“期刊在实践中形成的新定义”，他进一步预言了今后期刊的发展道路和契机。秦宗财的《全媒体时代下我国动漫出版产业的发展策略》则以中国动漫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本“大动漫产业观”，从中梳理出了相对完善的动漫发展模式，力图为中国动漫产业的建设提供积极有效的措施。贾品荣的《世界性通讯社的市场行为和绩效分析》论述了世界性通讯社在价格策略、产品策略方面的市场行为，提出了衡量通讯社市场绩效的六条标准：1）较好的财政状况；2）正的外部性；3）传播技术的广泛应用；4）节约交易费用；5）产品的普及性；6）充分扩展的市场边界。祖春明的《文化体验旅游对民族地区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以云南古镇旅游开发为例》细致分析了云南古镇旅游产业的开发利用和再生产的模式，文章通过实地考察探究了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产业模式。鲁肖荷的《当前我国特色演出产业发展研究及未来展望》突出了我国“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工作的重点之一“特色文化产业”，该文概述了目前特色演出的发展现状，着重分析了它的发展意义，对该产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展望。郑杨硕的《信息社会语境下中国设计文化产业发展之趋向研究》在设计学视野下考察了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探讨了涉及产业的发展趋势；以“苹果”现象为例试图为中国设计产业提供相关经验。
第二类文章着眼于文化产业的一般结构和运作。如李建柱的《论韩国文化产业振兴背后的政府举措及其对中国培植新经济增长点的启示》考察了韩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强国战略”，分析了韩国文化产业的整体规划和配套法律法规，系统研究了韩国文化产业链和海外文化市场，揭示了韩国成为文化强国的背后动因和机理，为我国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理论经验。张勇的《文化产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论析》具体分析了文化产业的娱乐性、意识形态属性、产品无形性和产品价值特殊性。赵春晓的《当收益递增遭遇行政性市场分割：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规律入手，提出了转变政府行为，减少资源配置扭曲和行政性市场分割；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放松管制，提高文化企业的自生能力，推动文化市场的包容性发展。与赵春晓相似，韩宝华的《创意实践：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与实践向度》主张文化创意产业是融文化、创意、科技为一体的新型业态，她试图扭转人们对文化产业概念的认识偏差，“从实践视域详细展开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静态思考”，“尝试建构实践层面的文化创意产业理论框架，引导文化创意产业朝向应然方向发展”。戴俊骋的《北京文化产权交易平台建设刍议》从文化产权交易平台的现状出发，探讨了文化产权本质，剖析了交易平台在定位、定价、定制上遇到的三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何圣捷则讨论了中国电影完片保险的现状和困境。
相比前四组，第五组的文章涉及了西方古典哲学、中国古典哲学、宗教学、美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多个学科，体现了文化多元性的特色，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判断和见解。其中何博超论述了古希腊人才教育文化，意在为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人才培养提供理论资源。田书华思路相似，但选取中国古代先秦哲学为依据，试图将之与现代经济理论相联系。丁常春则讨论了道教内丹三教合一问题，旨在探究道教文化的发展。吴恺分析了中国古典文化中的禅定问题，揭示了直觉的文化本质。与这几人不同，谢玉亮、李秀春和熊进建构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对哲学意义上的文化本身提出了不少观点，文章理论性较强，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比较突出的是蔡晓璐的《审美体验和文化产品》，这篇文章更注重从理论上分析审美体验，讨论了审美体验的直接性、整体性、现在性与唯一性，从美学上为文化产品的设计和创意提供了理论依据。刘建华的《论出版传媒传播中国梦形象的机理与方略》阐述了中国梦指导思想的理论本质，试图以该指导思想为方针对出版传媒的机制进行规划和设计，体现了一些新意。
总体上，这五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且能给出较有水准的解决方案；概言之，问题涉及了四个方面：第一，地方文化建设是将来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但是目前地方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探索一条地方文化发展的合理之路是将来研究的重点之一。第二，传统文化资源具有可观的利用潜力，传统文化理念的现代性转换是博士后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第三，文化法治化问题已经成为了博士后讨论的焦点之一，这也是今后文化产业、公共文化建设的必要保障，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亟待解决。第四，文化产业本身的构建和运作仍然有很多可以提升的空间，这方面必须借鉴其他文化强国的先进经验，同时结合我国自身的优势，方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之路。
[1] 博士后论坛提交论文有一些为多人合作，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