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文化发展问题的多学科对话，助力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周南文化沙龙联合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博士后文化发展论坛（2013）于11月11日至13日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首府恩施市召开。

　　一、论坛基本概况

　　本届论坛共有来自全国人大、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恩施州以及国内各高校、科研机构文化发展研究领域的领导、专家和青年学者100余人参会。

　　本届论坛的主题为 “中国梦语境下的文化发展”，共有三个峰会：“鄂西圈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中国文化：亚洲影响与国际竞争力”、“文化发展：创新与法制”。与会者围绕着“中国价值观与亚洲文化共识”、“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价值与竞争力”、“文化法治化进程及其挑战”、“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及“鄂西圈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问题展开了学术对话和思想交锋。

　　论坛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展示和交流了博士后文化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本届论坛共收到70篇论文，涉及了10个一级学科门类，并首次设立了“中国博士后文化发展论坛优秀论文奖”。经过九位专家的认真评审，来自淮阴师范学院的牛锦红博士后获得一等奖，石东坡等三位博士后获得二等奖，宋革新等五位博士后获得三等奖，刘建华等六名博士后获得提名奖，这初步展现了中国博士后文化发展研究领域的基本面貌。

　　其次，初步形成了博士后论坛服务地方文化发展的功能。论坛期间恩施州旅游委员会与恩施州广播电影电视局主动邀请部分参会博士后就当地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了咨询，并有意成立“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问题博士后咨询团”。

　　再次，探索了建立文化研究中心与湖北省政府和研究机构的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开幕式期间，湖北省发展与战略规划办公室、湖北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书，决定在共同科研、合作培训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这是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重要举措。

　　最后，论坛围绕上述主题收获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和观点，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综述。

　　二、文化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    

　　论坛与会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文化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阐释了两者结合的现实价值和战略意义。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党委副书记肖安民首先介绍了“鄂西圈生态文化旅游圈发展战略”的基本情况，并指出“鄂西圈”自2008年以来就不断探索把生态、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的特色发展道路，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以生态为基础，以文化为灵魂，以旅游为契机，以经济为依托，以促进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协调发展为最高理念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对我国其他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和普遍意义。

　　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办副主任徐新桥和恩施州副州长秦斌主要讨论了发展生态文化旅游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他们指出，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民族文化成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基础，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产业与生态旅游的深度结合。

　　武当山太湖集团董事长杨青山则主要从自己经营活动实践出发探讨了不同地区发展生态文化旅游的不同模式，并强调政府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副主任杨通进主要从转变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层面，探讨了文化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生态文化产业”的概念。他指出，由于中国自古就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思想传统，所以推动两者结合符合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传统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认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是转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价值导向，实现文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的重要起点。目前，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仍普遍存在着追求经济价值、忽视生态价值的问题，这已成为损害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有利于转变文化领域GDP挂帅的状况，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博士后论文中也有一批研究成果与之相关，比如肖波、凡丽绒、杨慧群提交的论文《鄂西圈打造“绿色幸福村”实证研究》专门讨论了“鄂西圈”农村腹地是如何通过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来致富的问题。徐新桥、徐海峰和杨慧群提交的《“鄂西圈”文化融合创新效应实证研究》，通过分析“鄂西圈”文化创意和文化融合的典型案例，探讨了文化与生态建设、旅游产业,与城镇规划、乡村建设等多方面融合产生的创新效应。

　　三、中国文化价值及其影响力

　　与会专家、学者和博士后围绕“中国文化价值及其影响力”问题展开了充分的交流与讨论，成果颇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李扬指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强音，是中华民族实现民富国强、繁荣昌盛的宏伟目标。文化维度的介入使我们对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也使中国发展的目标更加崇高和远大。他还鼓励与会博士后要以此次论坛为契机，积极拓展个人学术视野，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不要再让外国人嘲笑“中国是个没有文化的国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吴尚民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角度鼓励青年学者更多地关注现实问题，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而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社会现实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研究员李河着眼将文化纳入国家想象与国家认同的大背景之中，指出在未来的国家建构中，中国需要从“现代民族国家”转向“现代文明型国家”。只有实现这种转型才可能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发展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研究员李存山主要讨论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变”与“常”不同的文化观。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它们连同“正德、利用、厚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均是今人要弘扬的优秀传统。在现时代需要减损的应该是“三纲”等落后于时代的内容，而增益的则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科学、市场经济以及先进文化建设，今日文化建设的任务就是上述内容的“综合创新”。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中国哲学研究室研究员陈静立足于阿玛蒂亚·森的文化理论，强调了人们的身份选择是多样的，不应在文明冲突的预设下讨论文化认同问题。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尚杰提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东方哲学研究室的孙晶则以旅游开发为例，批评了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不足。中国哲学研究室研究员陈霞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下探讨了文化多样性问题，并鼓励进行大胆的文化创新。伦理学研究室研究员王延光则以生态和环境伦理为关注点，点明了文化发展中的伦理学困境及其解决措施。逻辑学研究室研究员杜国平更多地着眼于如何激活和继承中国文化生命力和创造力。

　　围绕这个话题，博士后有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清华大学的董鸿英从历史和世界两个纬度探讨了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价值问题。东南大学的马文友则主要探讨了如何重塑武术文化在当今社会的时代魅力和国际影响力。吉林大学的付秀荣则围绕着转型时期当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

　　还有一些博士后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现代性意义，比如武汉大学的李高荣，他以《论语》中的“父子相隐”探讨了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熊进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哲学的层面对文化本身的内涵及属性进行了厘清和阐释。

　　总之，如何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如何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这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应该说，本届论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探索的历程。

　　四、文化发展与法制建设

　　“文化发展与法制建设”是目前在我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前沿问题，围绕这个话题，与会专家和博士后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系统介绍了我国文化立法的发展情况。他指出，我国文化立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远不能满足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在文化与科技融合趋势不断加强，文化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的今天，文化立法严重滞后的弊端已经凸显，这可能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主要障碍和瓶颈，因此，如何使文化立法对文化产业发展予以有效保障、促进和管理就显得极为迫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传媒法与信息法研究室主任陈欣欣作为文化产业立法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在发言中重申了文化立法不等于文化管制的观点，强调不能滥用文化立法，而应对“立法”进行“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建刚则强调法制的实施和操作，关注文化法律在执行上如何发挥效力，文化如何能在法律的约束下实现良性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贾旭东结合自己当前主要的研究工作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文化立法的概念、涵义和环节，他把文化立法看作文化产业能否实现进一步大发展的决定因素。

　　博士后也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了论述，比如，厦门大学的石东坡主要在比较视域下探讨了文化法制建设的宪法基点和学理基础，进而指出了文化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未来趋势。淮阴师范学院的牛锦红博士后则以分析“民国第一案”中司法与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文化法制化过程中司法与传媒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建立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之上”。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程雪阳则通过介绍荷兰文化市场的监管经验，指出“以文化权利保护为核心的法治化监管框架有利于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发展”。

　　总之，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领域的法制建设滞后的弊端已经凸显，为了保证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解决好文化法制化建设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

　　五、文化产业的创新与升级

　　围绕我国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问题，与会者从宏观的发展方式转型到微观的具体行业发展，从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到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为我国文化产业成功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建议和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明从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谈起,指出当下文化产业发展中仍存在着诸如市场开放度低,发展方式陈旧等问题,并将其形象地概况为“一脚踩刹车，一脚踩油门”，并着重讨论了文化产业实现创新的主要路径: “第一,要利用好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机遇,探索以文化引领发展的道路,比如旅游文化消费对于中西部地区的重要作用：第二，要利用好文化体制改革深化的机遇，探索现行阶段灵活使用多种手段促进产业发展的战略；第三，要利用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机遇，超越文化地产阶段，探索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新模式；第四，要利用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大机遇，打造文化产业融入国民经济体系的创新条件，如会计要素和无形资产评估”。

　　有些博士后着重讨论了文化产业中某个具体行业的发展情况，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鲁肖荷主要分析了我国特色演出产业的发展现状，指出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在现阶段的重要意义，并探讨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的宋革新则主要从视觉呈现的角度分析了未来期刊的发展走向，指出了随着视觉呈现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纸质期刊和电子期刊不同的生存之道。

　　还有一些博士后通过介绍国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以期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如吉林大学的李建柱，他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文化产业振兴方面实施的一系列举措，探讨了其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启示。

　　另外一些博士后则主要探讨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如复旦大学尚玮主要通过介绍发达国家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总之，本届论坛所涉及的话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前瞻性和学术价值，实现了多学科的对话，又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地方经济发展要求，充分体现了中央关于大力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精神，推动了我国博士后培养工作的健康发展。